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杨洁

  我们共和国诞生60周年了,中国国际书店(今国图公司)也迎来了60岁生日。这60年,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太大了,在任何形势下,我们的职责始终是要让世界多一些人了解我们,多一些朋友靠拢我们、支持我们。作为对外发行单位,我们虽然一直采取了多种渠道的原则,可是有时候有些渠道虽庞大,却不肯为我们开通。今天这篇小文仅介绍几个只能称之为“小溪”的合作伙伴,有侨胞也有外国朋友,他们甚至不是图书业发行的行家,只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凭着他们那股对中国的热爱、对介绍中国的热情,不仅无私甚至连生命安危都不顾地来发行中国书刊。这些人和事深深埋藏于我的心中,难以忘怀。

  美国旧金山也有个“新华书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籍华人李锦华老先生创办。当地华人都喊他李伯,李伯是广东台山人,旧中国时期到了美国,从劳工到开洗衣房、餐馆,一直处于底层,饱受艰辛和歧视。他没什么文化,不会讲普通话,英文也讲的有限,见面时他话不多,他和书的故事还是美国人讲给我的,令人感动。在他的书店建立之前,业余时间他拿些《人民画报》在唐人街叫卖:“新中国的画报,北京出的,看看吧”,“这是人民中国的画报,有新中国的消息,看看吧”。他沿街叫卖时,常常被一些国民党特务、憎恨新中国的人唾骂、殴打,几次被人用木棒从背后打倒,人头破血流,书刊散落一地。这个倔强的人爬起来继续叫卖,引起很多人的同情,打人者遭到谴责。七十年代中美关系有所松动,美国人诺伊斯创办的中国书刊社在旧金山诞生了。李伯除在唐人街向人们宣传这个卖中国书刊的书店外,下班时他还跑到书刊社门口,为书刊社拉客,向下班的人们宣传“这里新开了一家书店,专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书刊,大家进去看看吧”,“进去看吧,这里书很多”……书刊社地处工人区,这栋小楼是由一个殡仪馆改造的,开始去的人很少,李伯看了着急才这样做的。这是我到美国后,奇怪这不大讲话的李伯怎么和书刊社诺伊斯一家那么熟悉又亲近,书刊社的朋友给我讲了上面的故事,书是他们友谊的桥梁。李伯矢志要宣传新中国,后来他在唐人街创办“新华书店”,成了我们的同业。我们到了旧金山必然要到这个书店看看谈谈。每次去李伯像迎候亲人般,早早站在书店门口瞭望等候,见面时那份喜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说实在的,李伯的书店经营的不太好,特别是到八十年代后期,李伯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儿女建议他把书店关掉,颐养天年。他不干,说现在中国更好了,书也多了,书店得办下去,请了一位亲戚帮忙照管书店。他对儿女们说,我没有要花钱的地方,你们就给我的书店补贴些钱吧。他儿子对我们说“书店像我老爸的一个大玩具,他每天来看看,高兴,就开下去吧。”我觉得李伯把书店看成了他和祖国感情贴近的一个纽带。在他生病时,他也要挣扎着到书店来坐坐,就这样看着他的书店开门关门离开了这个世界。书店并没有让他赚到钱,可给了他极大的情感满足。李伯不善言辞,不谈政治,可他懂政治,中国卫星上天、女排拿了世界冠军,他都是最先把花篮送到总领馆表示祝贺。他懂得祖国的强大,是海外华人的强大后盾,这也是他为何不再开餐馆赚钱,而去赔钱开书店的原因了,而且是一“新华书店”,要让世人了解新中国。

  英国光华书店,去年已由国图公司收购。邓家祥先生和他的夫人林玮女士,为光华的创办和发展付出的心血我们不能忘记。邓先生很年轻时从香港到伦敦打工,六十年代萌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想宣传新中国,开始业余时间拿着《人民画报》、《毛主席语录》到海德公园门口叫卖。他说因为没干过,喊出叫卖第一声真困难。摆摊那天,被英国警方以妨碍交通罪抓进了警察局,有一个印度人和他一块干,同时被抓。在狱中,俩人商量出狱后办一家书店,合法经营。出狱后他们租了一个地下室,开始了对我书刊的代销。初创阶段,收发货、推销送货等一些列工作全由两人干,工作量大,收益小,谈不上工资,连三餐都无法保障,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印度人受不了不干了,邓家祥一人坚持干,累得肝肿大。后来在我驻英使馆关照下,得到了当地华人协会的帮助和我公司的扶持,光华书店办起来了。特别有了夫人林玮女士的亲力协助,光华书店逐步发展起来,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这个成果来之不易,他们付出的心血,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比我们当年加班加点、苦干苦熬的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我驻英大使对邓家祥先生的爱国情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法国凤凰书店由原法共(马)书记处书记贝热龙先生于1965年创办。到七、八十年代,凤凰书店在巴黎以至在法国某些阶层中已小有名气,在介绍中国方面有了一定的权威,人们不仅要找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书刊去凤凰书店,就是头脑中对中国有什么问题也会去找凤凰书店,和书店的人交谈、请教。创办初期书店有3个人:贝热龙、菲利普、克莱尔,不幸的是开业不久我“文革”开始,许多图书被列为停售,书架空了,书店没书卖,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困难。关心中国的读者往往上门来咨询各种问题,他们就把仍在发行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刊物的文章,分门别类地剪贴起来,供读者翻阅。凤凰书店变成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咨询处和“文化中心”。这样一个书店必然引起法国当局的注意,也引起极右分子的敌视,从她一诞生就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威胁和迫害。警察纠缠不断,放冷枪,打威胁电话,放燃烧弹袭击等等。1968年的“五月风暴”期间,创办人贝热龙被捕入狱。1980年暴徒纵火袭击,使书店毁于一旦,两工作人员被烧伤,克莱尔女士被烧成重伤。在法国友好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纷纷谴责这一暴行。负责人贝热龙,面对烧成废墟的书店和躺在医院的员工,震惊之余踌躇了。他说,我不甘心凤凰书店就此陨落,可我又要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生命负责,怎么办?躺在病床上的克莱尔给了他答复:“不,我们不能被吓倒,我们要让凤凰书店在巴黎上空重新飞翔起来,我经过一段治疗就出去和你们重建书店。”克莱尔的精神鼓舞了大家,当时法中友协秘书长马纪樵夫人说:“这是我们的女英雄!”贝热龙不再犹豫,和轻伤的菲利普立即给读者发通函,凤凰书店没有被烧垮,会继续办下去。店面没有了,他们设了一个大信箱,收读者的信函、订单,读者也给予了热烈的响应和支持。第二年,书店修整一新,“凤凰”真的又飞了起来。克莱尔变了样,1年后我去巴黎见到她之前虽有思想准备,但见到她的第一眼,还是让我内心感受到极大的震撼,她那被烧伤的面部,大部分还未做植皮,口张不大,手伸不直。这位女英雄的坚强精神同样让我吃惊,她泰然地和我交谈,陪我在巴黎大街上走来走去,去访问其他发行商。我发现人们对她投来惊愕的眼光时,很担心让她受不了,可她始终神情镇定,处之泰然。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在勇敢地向巴黎人宣告:正义是不怕邪恶的!她让我敬佩。克莱尔中文说的很好,贝热龙退休后,她和菲利普共同挑起书店这副担子。这二人,一个善管理,一个懂中国文化,配合默契,把书店经营的有声有色,业务在不断扩大,在法国周边地区都有了较高的声望。

  进入21世纪后,贝热龙和克莱尔先后都离开了我们,他们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为中法友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创造了今天的业绩。正如贝热龙先生所说“对凤凰书店这样的专业性书店(指专门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生存并不容易……无疑在图书发行”战士“的思想动机中必须含有超过商务精神的另外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拒绝把书看成单纯的商品。”确实如此,凤凰书店的创始人和他的后继者之所以能在那么困难和艰险的条件下,百折不挠,坚持下来而又能发展成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中国文化中心,正是由于他们以“战士”的精神进行战斗,我们能够忘记这些朋友吗?

  在巴黎,我们还有一位炎黄子孙潘立辉先生和他的友丰书店。1980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必须去巴黎转机回国,利用这一机会我去拜访了这家未来的同行。该店地处6区,与巴黎大学毗邻,在一条叫“王子先生”的小巷子里。当我手持地址寻找时,远远看到一辆正在卸货的车上有个中文字“天津鸭梨”的纸箱。亲切的中文字把我引了过去,一打听,果然不远就找到了“友丰行”,这是当时的店名,严格说当时还不能算是一家书店,百十来米,卖一些书刊(香港期刊为多),也卖点百货。

  见面后潘先生做了坦诚的自我介绍,他祖籍中国广东,祖辈几代前去了柬埔寨,在金边做生意,有个殷实的家庭。不幸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施行了一条极为残暴的极左路线,在短短几个月内首都金边变成了一座死城,近200万人口被赶尽杀绝,他的父母弟妹等很多亲人就是在这场灭绝人性的杀戮中先去的。万幸的是潘本人正在巴黎留学,逃过一劫,还有一个弟弟死里逃生也到了巴黎。第一次见面他只是简单讲述了他的家庭状况,并未多讲红色高棉的暴行,但他一直眼含泪水。接触中他不断地抽烟、喝咖啡,很少吃东西,他说这些年就是如此,可见他仍然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了解到这些,我脑子闪出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发行中国大陆的书刊?我坦率地提了出来。他是这样回答我的:在这儿有许多赚钱的门路,如常见的开餐馆,对中国产品的进口,特别是土特产等(他的堂兄就是做这方面贸易的,而且很成功),他还说,钱赚得再多又怎么样?在西方要让人瞧得起,要有文化,中国有悠久文化,就是传播不够,不仅华人需要,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人也很多,我要做这个桥梁。他还说,作为一个华侨不能光想着钱而忘根,文化是联系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最好的纽带。他这一席话,让我感动,也让我坚信他办事的诚意,况且他地处巴黎大学所在的拉丁区,我们也很需要这么一个点。

  卖书真是既辛苦又不能很快赚到钱。他经历了十年的艰苦奋斗,一个人既是老板又是伙计,什么都干,天天披星戴月奔书店,万家灯火四处转,一年365天无暇日。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他是怎么样苦干的。1983年我在巴黎举办了一次大型书展,根据文化协定只能展不能卖。结束后全部展品由几家同业分别作为进货买走。友丰订走20多箱书。货运到书店时应是半夜了,我们住的旅馆离友丰很近,第二天一大早没事,我想起友丰这20多箱书应尽快开箱上架销售,想利用这空闲去帮个忙。到书店一看,书不仅都上了架,标了售价,一些大部头线装书因放在书架最顶层,还贴上了标签和价格。这个速度真让我吃惊,说明时候干的呀?!当然只有后半夜。这就是他的工作效率和干劲?友丰能坚持下来、发展起来,除了他本人锲而不舍的苦干,与他夫人潘惠娥女士的支持和协助分不开。潘夫人首先忍受了开创之初只往里投入不赚钱的岁月,三个孩子要养活,尽管她也常有怨言,可行动上总是支持,不仅出力还要出钱,她经营的中国土特产商店赚钱真比卖书要容易,给潘先生不少帮助。书店的苦心经营可以说受到全家人的关注,几岁的儿子在书店时,他会几个小时坐在那儿盯着顾客,说帮他爸爸抓偷书贼。二、三岁的小女儿,晚上见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今天生意好吗?”这是一个倾注全家人心血和企盼的事业。

  潘先生还是古道热肠的人,凡是走进友丰书店的人,他都当朋友对待,华人进到友丰都是同胞了。谁遇到什么困难找他帮忙,他都尽可能热情相助,甚至接送飞机都是常事,他结交了很多朋友从不要回报,正如他的店名--友丰。为此他夫人常常带有欣赏又无奈地讥讽他:“你又不是中国大使馆,也不是红十字会,怎么什么事都帮,求你就干。”他热情待人,交朋友对以后事业的发展不无益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从“友丰行”变成了“友丰书店”,在原址对面换了一个大出一倍的铺面,完全按照书店模式装修,书架前后两层,中文书刊有3万多种,港、台、大陆都有,真正成了一家销售中文书,特别是以大陆出版物为主的书店,进入殿堂让人流连忘返“友丰书店”的招牌由我国著名画家范曾先生题字,很有气势。

  80年代末,他曾多次提及想搞出版,以补国内出版物之不足。说实在的,当时我对他这个设想的心态是保守的,他了解市场,会有针对性出书,可他一个人管这个书店就够招架的了,还搞出版?但他搞起来了,从辞典、旅游类图书开头,现在每年出书50-70种,共出了几百种书了。当年帮他看店抓偷书贼的儿子接了他的班。出版又带动了友丰的发行。今天的友丰,在法国以及欧洲打响了这块“中国文化”的招牌。上个世纪末他又在华人聚居较集中的13区新开了一家160平米的友丰书店。看到友丰有了今天的发展,我由衷地高兴,也为这位炎黄子孙骄傲!正如潘先生所说:“实现了我梦寐以求地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建立华人精神生活中的一块文化绿洲的梦想。”有志者事竟成!祝友丰书店不断发展壮大,为中法文化交流、为华人的精神生活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两位意大利老人,这是两位截然不同的老人,可他们对中国的爱,对介绍中国的执著都那么令人感动。

  德马基老教授是一位神父(我说不清他的身份,但见到别的教区的神职人员都对他毕恭毕敬)、一位资深教授(特伦托大学现任校长尊其为长者、师长),又是一位经济学家、某经济学刊物主编……他的社会活动很多,与我国许多大学有合作关系。1972年与我公司建立联系,经过几年,他竟为我意文版《人民画报》征收了4000多个订户,占了该刊在意发行的50%,而且从不拖欠货款。他是怎么做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在参加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期间访问了这位教授。他住特伦托市,我们一下火车,见一位手拿《人民画报》的先生等在月台,我们被接到一个会场,里面已坐满了人,原来教授利用这一机会来介绍中国国际书店,介绍中国出版物,散发了一些样本和书目,同时放映了他访问中国的幻灯,边放教授一人在台上讲解。教授就是这样宣传中国,征收订户。我问他订费能全收上来吗?他说不能,大概可收一半或更少,剩下就由他自掏腰包了。据了解,教授还关心和资助中国留学生,他到使馆拿到留学生名址,寒暑假就给这些留学生发函:“孩子们,我在XX地,于X月X日给你们订了度假房间,愿你们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假期。”一切费用也是由他支付。他很关心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优秀受到表彰的他要么亲自去祝贺,要么去电祝贺鼓励。他也总是愿意帮助每一个人,但当他了解到某人没好好学习,还要他帮忙办签证,他会拒绝帮助。所以他的施善是有原则的。老教授对中国的一往情深,是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文化的热爱,也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友好。他非常崇敬明万历年间来华传教的利玛窦教士,也是照着利玛窦精神,在尊重对方的原则下来从事这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老教授当时已年近七旬,在教育、宗教、学术等领域都已是很有威望的一位学者,可多年来,为我书刊推广征订,与我公司的联系,很多具体繁琐的事他都亲自操办。老教授当年90多岁的老母亲曾对我国去访问的一位学者说过:“我儿子只爱上帝和中国。”平时都是老母亲为他置办衣物,待他来探望时拿走,因他不大会打理自己的生活。

  胡子老人格希诺,年近八旬,建筑工人,家住离米兰不远的一个小城,多年来靠一部自行车,挨家挨户推广中国期刊。当被问及发展了多少订户时,他笑着说:“不多,我征集了200多订户,从面包房工人到警察局长都是我的订户。”在我们参加博洛尼亚儿童书展时,老人坐了火车来看望我们,开始我们对这位老人并不熟悉,也没有多少要谈的。老人在展台呆上一天不肯离去,还带来他自酿的葡萄酒,虽不熟但很亲切,老人再三邀请我们去他的小城看看,说:“你们会见到你们的订户。”从米兰乘火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老人居住的皮亚琴察小城,到达后我们随老人步行进了市区。小城依山傍水,美丽幽静,一路走,老人不断地和行人打着招呼,似乎认识城里所有的人,同时还常驻足把我们介绍给人家“这是中国朋友,来自北京!”神情自豪,我们当然也跟着亲切呼应,当走进一条比较繁华的商业街时,他和沿街的商家们更是打闹说笑地活跃起来,“这是中国朋友,你们订的杂志就是他们发来的。”有人就和他开玩笑:“嗨,胡子不简单啊!还真把中国人请来了!”这时的胡子老爹笑得胡子翘了起来,样子纯朴可爱。当走到市政广场时,他指着一栋楼说:“警察局在这楼里,局长还是我的订户呢!”我心想,这老爹不会把我们带进警察局里去吧?没有,老人有分寸,他是要告诉我们,这儿是市中心,每年“十一”他都会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这儿拍照留念。到了他的家,一进客厅迎入眼帘的是一张放了好大的,胡子站在长城的照片,这是他到中国旅游时照的。他的老伴是一个畜牧场的挤奶员,为我们准备了一顿地道可口的意大利午餐。当胡子老爹带我们参观他的住宅时,有一件事使我万分惊讶,有一间储藏室,三面墙上都做了顶天立地的木架子,里面摆放的全是我们期刊的合订本,有些从创刊开始(如意文版《人民画报》),装订的非常整齐漂亮,都是老人亲手干的。他老伴说:“这是他的宝贝,谁都不能动。”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更没做什么研究和写作,他自豪地说“瞧!这是我的财富!”一种感情和精神的财富!老伴说他都80岁了,骑车出去推广收订,有时还上山,摔过几次了,真怕他出事,不让他做吧,也怕他生病,这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要讲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当然在我的业务活动中,还有很多给予我帮助,建立了亲人般感情的朋友,尽管离开岗位已20年,我还是会常常想念他们,关心他们,祝愿这些朋友事业发达,身体健康。今日的中国已非往昔,她不仅已融入了国际大家庭,且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们的出版物不知道丰富了多少倍,在对外发行中也有了许多新的伙伴、新的渠道,天地更为广阔,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这些对中国始终不离不弃,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发挥着星星之火作用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会永远珍惜、记住他们。